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山西省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选取山西省213处国家级和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为研究对象，运用最临近点指数对其空间分布类型进行判别，并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对其分布均衡程度和地理联系程度进行考量，通过核密度图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布指向，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呈集聚分布的特点，且与经济规模和人口密度在空间上的均衡、配合程度较高。［结论］（1）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包括以太原和晋中为主的中部密集区和以临汾、运城、晋城为主的南部密集区，且都以各地级市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大多数示范点分布于城郊地区； （2）经济发展、人口密度、资源禀赋、区位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影响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农业科技类、农事体验类和特色村镇类多分布于经济和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     

山西省特色农业产业集群集中度和竞争力分析*——以运城苹果、朔州羊肉、晋城大豆为例

[目的]文章选取了山西省3个具有代表性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运城苹果、朔州羊肉、晋城大豆)进行研究,通过探索山西省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与不足,有助于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助力区域经济发展,进而达到促进农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的目的。[方法]文章运用2005年、2010年、2015年3个时期的数据,首先基于波特的钻石模型分析了3个产业的发展情况,然后运用区位商和集中系数指标、产业效率优势指数和规模优势指数指标分别分析了3个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集中化程度和竞争力。[结果]从集中化程度来看,运城苹果产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专业化程度和集中化程度近几年一直较为稳定,进一步提升空间不大;朔州羊肉产业处于大幅上升阶段,集中化程度明显,且优于专业化程度;晋城大豆产业专业化程度优势优于集中化程度优势,但二者均呈先升后降趋势。从竞争力评价角度来看,运城苹果产业已初具产业效率优势且稳定上升,规模优势稳定且变化不明显;朔州羊肉产业具有极高的产业效率优势且高位运行,规模优势稳定且处于成熟阶段;晋城大豆产业正在形成产业效率优势,规模优势近年来稍有下降。从综合比较优势来看,运城苹果产业处于成熟阶段,朔州羊肉产业具有极强的综合比较优势,晋城大豆产业受规模优势下降的影响而下降。[结论]总体来看,3个产业作为山西省的特色农业产业,其集中化程度和竞争力均较高,且具有发展优势和发展空间,区域布局合理,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特色农业产业集群,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从微观层面来说,农户、企业等微观主体应该继续发挥产品的品质优势,同时努力扩大市场份额和拓展销售渠道,积极延伸产业链,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从宏观层面来说,应该加强政府支持和引导,减少市场风险的不确定性。     

基于主体功能定位的湖北省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

[目的]确立与主体功能区定位相协调的乡村发展类型与乡村政策,是促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方法]以湖北省县域为空间单元,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划分县域的乡村发展类型。[结果](1)2016年湖北省县域乡村性指数相对较高,乡村性呈现出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格局。乡村发展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分别占县域总数的25.29%、16.1%、10.71%和48.28%。(2)重点开发区的乡村类型以工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为主,乡村类型主要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带动,市场、资本推动力和农民的自主选择突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乡村类型均以农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为主,不同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的农业自然和生产条件优越、农耕文化根植,农业政策扶植,乡村类型是由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推动;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类型受资源环境约束、经济基础及行政干预的推动。[结论]三大主体功能区下的乡村类型及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并提出不同乡村振兴发展的政策建议。     

海关支持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研究——以江苏省综合保税区为例

2019年1月12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9〕3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推出21项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制度创新、促进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综保区”)升级发展。文件出台后,各地综保区围绕“五大中心”的建设目标,在海关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下,加强政策宣传,推动改革创新,强化考核评价,努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为了更好地推进综保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课题组对江苏省综保区发展情况开展全方位调研,并且以江苏省综保区为例,对当前制约综保区发展的原因,特别是影响《若干意见》实施效果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按照制度型开放的要求,从管理机制、发展目标、监管模式等角度提出合理建议,探索新时期海关支持综保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目的]为清晰识别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主要因素,以期为加强耕地生态保护、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提升农户耕种收益、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48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态耕种特征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和Probit模型对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农户生态耕种10种具体行为的采纳情况差异明显,其中施用有机肥采纳程度最高,生态农业模式采纳程度最低。农户采纳生态耕种整体水平不高,但仍具备进一步推广的潜力。家庭劳动力比重、生态耕种成本认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法律法规认知、生态耕种收益认知、生计分化和生态环境认知等解释变量是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主要内部因素,政府补贴、农田基础设施、生产交流程度、耕地质量变化和生态耕种信息获取难度等则是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结论]政府及基层管理部门应在推动农户非农就业生计、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生态耕种宣传与推广、完善政策扶持与管控机制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湖南省研发投入的空间格局与创新协调发展对策

以湖南省14个市州为研究对象,运用首位度分析、ES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湖南省各市州的研发投入(R&D经费、R&D人员投入)空间差异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湖南省内各市州R&D经费投入差距在逐渐缩小,但R&D人员投入差距在逐渐增大;②湖南省的R&D经费及R&D人员投入在各个市州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及空间集聚现象,并在西部、南部周边市州呈现出大面积的低水平连片聚集特征;③湖南省R&D投入的空间演变特征并不显著,长株潭作为省会中心城市圈缺乏辐射带动力。研究最后提出了湖南省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余江县179份交易案例

[目的]确定农村集体商服用地、工业用地价格的影响因素,为科学评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地价、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提供参考。[方法]利用全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之一的江西省余江县179个交易案例,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分析农村集体商服用地、工业用地价格的影响因素及各类因素的贡献率。[结果](1)农村集体商服用地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为乡镇财政收入、人均纯收入、到客运站距离、到国道的距离、教育设施;农村集体工业用地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为人均纯收入、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到客运站的距离、到国道的距离。(2)社会经济因素、区位交通因素和公共设施因素对集体商服用地价格的贡献度分别为69. 0%、20. 4%和10. 6%;社会经济因素和区位交通因素对集体工业用地价格的贡献度分别为52. 8%和47. 2%。[结论]总体上与国有城镇建设用地价格存在共性规律,但存在部分因素与国有建设用地价格规律存在差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估价不宜完全套用城镇建设用地的思路。     

粮食与经济重心迁移路径及空间耦合关系分析*——以湖北省粮食主产县为例

[目的]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作为粮食安全重要保障的粮食主产区近年来却面临着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可持续性下降的困扰。文章以湖北省46个粮食主产县为研究区,对其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研究,以期为地方政府粮食安全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方法]以研究区粮食产量、地区生产总值、行政区划图层为数据源,构建重心模型和空间耦合模型,对粮食主产县2006—2015年间粮食重心和经济重心迁移路径、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分析。[结果](1)研究期间粮食主产县的粮食重心和经济重心整体上皆向西北方向转移,经济重心始终位于粮食重心东南部,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粮食重心,但经济重心的移动方向更稳定。研究区北部的粮食生产地位高于南部,南部的经济地位则高于北部,粮食生产的稳定性相对低于经济发展。(2)两重心整体上虽均向西北方向转移,但具体移动方向存在较大差异,两者空间重叠性整体下降,变动一致性减弱,空间耦合性变差。(3)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空间一致性地域分异特征明显,相较于2006年,2015年粮食经济整体协调性进一步减弱,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日趋分散。[结论]建立重心模型和空间耦合模型对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状况进行研究是有效可行的,为推动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协调稳步发展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基于CE模型的河南省耕地生态补偿额度研究

[目的]基于生态补偿利益主体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状态,测算具有弹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确保生态补偿机制顺利运行。[方法]以河南省457份实地调查问卷为基础,采用选择实验法,建立由4个属性水平、7个选择集组成的生态价值属性集,测算受访对象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结果]城乡居民对于耕地资源景观与生态环境关注度最高,其次是耕地质量和耕地面积;农民和市民对于耕地生态价值属性满足的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异性,农民支付意愿为2 060.55元/hm~2,市民支付意愿为3 396.15元/hm~2,两者相差近1 335.60元/hm~2,收入水平、环保意识是影响受访对象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最直接因素,但两者均认为耕地面积不变、耕地质量改善和耕地景观生态环境改善为最优选择。[结论]补偿额度应充分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支付能力和意愿,将农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下限,市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上限,可建立具有一定弹性的生态补偿机制。     

江苏茶叶生产成本、规模及问题分析

对茶叶生产问题的研究有利于茶叶产业的发展与转型升级,通过运用2008—2017年间茶叶生产相关统计数据,论文以生产成本和生产规模为切入点,详细阐明江苏苏南和苏北地区的茶叶生产成本和规模的差异,深入剖析江苏茶叶生产中所出现的宏观问题,并据此提出对策与建议:加大扶持力度、培育龙头企业、提升茶农专业知识水平和开发茶文化旅游,以此助推乡村振兴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和茶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